溫鐵軍：國內大循環戰略新動能在鄉村
“應抓住城鄉融合的時間窗口，持續釋放“三農”領域具有的生態資源價值化的巨大增值空間。”
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之際,中央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國內則要把鄉村振興作為應對全球危機挑戰的壓艙石，進一步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完成脫貧攻堅這兩大歷史任務創造條件。
在相對趨緊的內外環境下，中央確立重構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戰略的核心，在于區域性、在地性經濟能成為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的新動能，在生態文明戰略轉型中形成空間生態資源價值實現的可操作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要實現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這是生態化扶貧可持續的新動能。
據此，應抓住城鄉融合的時間窗口，持續釋放“三農”領域具有的生態資源價值化的巨大增值空間。
生態化空間資源開發的新路徑
生態化發展既要當期效果又要戰略視野，空間維度上既要經濟收益又要生態效益，為此，特別要重視生態資源的價值貯藏功能在脫貧攻堅過程中的關鍵作用，避免“粗放數量型增長”再次造成生態不平衡和深度致貧。
基于地形地貌和氣候環境的空間生態資源，如土地、陽光、水域、空氣、山林、物種、文化 ……等，屬于既可以滿足美好生活需求，并且具有效用價值的生態資源。
可以將其進一步開發成休閑旅游、生態康養、教育服務、金融服務、生態產品、養生養老等內涵生態經濟所需要的消費服務產品和投資標的物。
并且，這些空間生態資源和社會文化資源的開發只有結合生態理性和在地多元主體的權益體現，才能實現生態經濟收益的最大化。
在鄉村振興戰略和城鄉融合的背景下，中央進一步明確指出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不斷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通過探索“三變”（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改革盤活農村沉睡資源資產，意即通過村集體的內部定價，形成資金和資源的對價關系。
比如：農民閑置的房產比較老舊需要重整，房產就等于抵押給村集體了，這形成了“對價關系”。
這些資源在村內部通過資金變股金以后，使得資金活化融通，把農村過去的非標資源包括農村過去的物業資源價值化了，形成村集體內部市場，與股票一級市場通過對價形成股票價格的道理相似。
通過重構新興集體經濟，把大量資源型資源從過去不能交易變成可交易。
首先，建立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為載體的一級市場。
在村域的一級資源性資產交易平臺建設中，首先應該建立具有市場法人資格的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空間生態資源資產化的收儲單位。
為此，要先以財政投入村域的建設資金以PPP方式作為杠桿納入村級集體資產，然后集體對村民做股來吸納村民以土地使用權、勞務及自有資金入股組建村級聯合社，借此完成對生態資源資產的歸集整合。
應該利用重構新型集體經濟的機會推行股權多元化，可增設集體股、土地或林地股、房屋股、資金股、人才股、貢獻股、生態股 …… 等，通過內部抵押借貸對價或內部成員之間約定俗成的議價等方式來發現本土生態資源的初始價格，坐實村社內部基于成員、資源和財產等多重權益的股權結構和相對應的收益分配制度。
一方面是將集體資產做股量化給全體具有資格的成員，體現集體收益對成員的分配；
另一方面則是農戶將分散占有的資源資產使用權作價折股投入到集體，據此享有基于財產使用權的收益分配。
只有當村內成員回歸到新型集體經濟組織中，以股權方式占有收益分配，才能進一步保障農戶長期持續的財產性權益。
以集體經濟組織為載體實現的一級市場定價，將農戶之間或外部主體與農戶的分散交易做了內部化整合；村集體是統一對外做規模交易的經濟主體，減少了外部主體與分散農戶的交易費用，才能使契約關系有維護和執行的制度基礎。
其次，構建資源開發合股聯營的二級市場。
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發包方可以根據生態開發的需求對接不同經營主體，形成相當于股票二級市場的社會融資，優先考慮村社內部的專業合作社或良性投資的國有資產運營主體。
在二級平臺的交易中，集體經濟組織可以和外部主體對生態資源資產做不同內容的產業開發，參照第二三產業的均衡要素價格實現空間生態資源二次定價機制。
一是因財政投入和集體資產集合做大了一級平臺資產總價值，使得集體經濟組織因全域資源市場壟斷地位而提高交易地位；
二是通過現代市場的結構性合約與外部多元主體對等談判，能夠平穩而持續地引入外來資本，撬動資源開發形成增值；
三是可將有規模的增量收益按內部雙重股權的占有比例再做分配，實現壯大集體經濟和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雙贏。
總之，是在一二級兩級平臺中構建起活化農村生態資源資產的要素市場和定價機制，實現農村經濟和資本市場的有機銜接，達到廣義的生態致富。
最后，搭建活化資產交易的縣域三級市場。
應加快金融供給側改革，融入生態化轉型實現“生態資本深化”。
據此，要在縣域搭建生態化資產交易平臺：
一是以鄉、村兩級集體經濟組織為基礎，通過PPP模式創新，將轉移支付變成杠桿資金與國企為主的農旅或鄉村振興公司、縣鄉或村的新型集體經濟直接結合，形成混合所有制的股權投資于符合“兩化”轉型的產業并給予配套政策支持。
以此激活政府三農投資在基層形成的“沉沒成本（沉淀下來的基礎設施資產）”轉化為“可經營資產”。
二是引入縣域金融部門，配套保險公司、財政擔?；鸬?，形成以集體經濟為股東的縣域平臺公司對基層做嵌套的金融服務，輔之以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縣級支行開辦批發為主的綜合窗口業務，使縣域平臺公司可通過開發權、經營權抵押、農業擔保等方式獲得融資。
此外，還可以村域范圍生態資源為依據，以集體資產價值量為基礎形成綠色債券，由縣級平臺公司審核代發，同時由中國人民銀行對綠色債券增發貨幣，實現主權貨幣的增發主要錨定在綠色債券即生態實體資產上。
這樣做，也就把鄉村振興、扶貧攻堅融合起來，納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戰略整合之中了。
城鄉融合的社會化新動能
在世界經濟下行和風險疊加的時期，中央強調必須強化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風險挑戰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集中精力抓好“六穩”“六保”，而其中首要是“穩就業、保就業”。
疫情期間人們的反思和行動，形成了城市資本和人才回流農村的“避險于鄉野”的客觀趨勢；在生態文明理念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國家戰略部署下，對應集體資源資產價值實現，應推進城鄉深度融合的社會化動員，只有市民和農民結合的業態創新，才有危機條件下在農村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安身就業。
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化轉型階段，空間生態資源是包含了經濟社會生態多樣性功能、并且能夠創造“六產融合收益”的結構化要素體系。
只有實現“六產融合”新業態的創新，才能既實現生態文明對“兩型經濟”的轉型要求，又能在全球化危機之下完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戰略性調整。
從產業分布而言：
貧困地區的一產化農業要率先完成從數量型增長向質量效益型增長轉變，實現生態功能和食品安全功能相結合的綠色生產方式；
二產化農業要靠網絡來延伸產業價值，輕資產、重題材，依托業態創新及傳統工藝等形成定制化加工及細分服務的收益，努力實現生態化的百業興旺；
三產化要立足在地化資源條件下的“三生合一”，來使農文旅運四業態集成創新，運用個性化和多元化相結合的新型創業方式，帶動社會流量進入鄉村；
四產化重點是向教育文化升級，主要結合農事體驗DIY和古民居古村落的活化，開掘本地知識資源及用于本地化教育，據此容納城市中小學發展鄉村自然教育和勞動教育；
五產化是生命產業，要形成生態農業為基礎的養生、養老及中醫藥養病……等“三養”創新，不斷豐富以人與自然生命多樣性為核心的生命產業；
六產化則是在以上多元文化綜合創新條件下的鄉村復興為基礎的中華文明歷史傳承。
因此，新時代生態轉型時期的生態化扶貧與全面小康新的動力，內在于城鄉融合的社會化創新方式。
操作重點是通過拓展數字鄉村建設與城市各類消費者大數據對接，真正將人民大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鄉村生態資源資產做精準化的大數據整合，實現空間生態資源的“六產化”業態升級，在可持續立體循環的生態經濟的最終目標的持續努力中，奠定生態化長效扶貧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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